又是岁末年首，又是凛冽寒冬。
从2020迈向2021的这条路，走的无比悲恸又漫长。
1月23日，武汉关闭离鄂通道——
很多人说，那一刻，还在城里的人感觉命都悬了起来。
而4月8日凌晨，离汉通道重新开启——
交警在零点清空高速路口的障碍物后，很多在现场的人都哭了。
因为他们看到，许多排队出城的车上，挂了白花；
在这两个多月的无声挣扎里，武汉人用血和泪，并肩“熬”过了这场灾难。
我们一起，扛过了这场看起来很难赢下的战争。
有战争就有牺牲。
一年时间过去了，如今的武汉，车水马龙依旧。
那些曾在新冠疫情中或庆幸、或散落的家庭，现在怎么样了？
2020渐近尾声，有的人的身影可能永远留在了这一年。
腾讯医典为大家讲述三个普通家庭故事，他们只是千千万万个武汉家庭之一，却因为疫情失去了最宝贵的亲人，时间也许永远抚不平遗憾，但我们看到了爱与希望，还有想念。
给爸爸发的刷屏短信，变成他留下的遗物
一直惦记的家，他终究回不去了
（夏璇给父亲发的短信）
夏璇（化名）说，几个月来，她一直在给不省人事的爸爸刷屏式的发短信：
“爸爸，我们都不关机，等你的消息，我们想你。”
“爸爸，一定请你加油，求求你了。我还没带你去过三峡，对不对？我都记得。”
“爸爸，你一定很难受吧，但是为了我们，你能不能再坚持一下，至少给个机会让我们见见你。”
“爸爸，我真希望，你有机会看到我发的这些话，我等你回家。”
那个爸爸心心念念想回的家，终究没等到他的回程。
武汉花楼街，是夏建国从前生活的地方。
刚满65岁的夏建国，在2020年初时还曾和女儿说：“我有了老年卡，坐公交再也不用花钱了，可以带着孩子到处玩儿！”说完就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
这是2019年末夏建国一直放在嘴边的“未来”。
但后来被疫情改变的一切，所有人都不曾预料。
“到今天我还记得，2月6号晚上，爸爸用薄薄的保鲜袋，收拾起牙刷和充电器就出家门了。”夏璇回忆，除夕夜全家人吃完饭，爸爸就说身上冷，应该是发烧了。
听到那句“发烧了”，全家人都下意识地沉默了好一会儿。大家心里都害怕会是新冠肺炎，虽然一月份的武汉很冷，但那晚，家里开了一夜的门窗。
第二天，夏建国到花楼社区医院就诊。
做完CT，社区医院拿着片子告诉他，右肺上有小面积感染。
“当时就以为是感冒，本来爸爸年龄大了，但两周过去了，每天测体温发现还发烧。再去社区医院看病才知道，当时给他做CT的放射科医生就确诊了新冠肺炎，这时全家人都怕了，马上将情况上报社区。”
2月6日，夏建国被接到定点酒店隔离。
全家人都以为，父亲很快就能回家，让她没想到的是，那一走，再见爸爸就难了。
后来，夏建国被转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就诊。在那之后，夏璇每天都问父亲的情况，但她能感觉到，父亲回应的信息已经越来越少了。
很快，夏璇就接到通知，夏建国确诊新冠肺炎。让人恐惧的是，接下来的几天爸爸的病情迅速恶化，开始出现呼吸衰竭的症状。
夏璇心中充满愧疚，为过去和父亲的每一次争执而后悔。
2月16日，是全家人都忘不了的日子。那天夏建国发来信息告诉女儿：“不知怎么回事，全身上下都很难受。”
也是在这条消息之后，父女俩彻底失去联络。
（肺移植后，医护人员一起扶着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夏建国（化名）作站立训练。来源：医院供图）
第二天，医院就告诉夏璇，夏建国已经上了有创呼吸机不能再说话了。
又过了两天，呼吸机也无法维持夏建国的血氧饱和度，于是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一种昂贵的生命支持治疗方式，帮助可逆的心肺功能不全患者度过危险期）。
“我很感激，据说红十字会医院当时只有两台这个机器，医生给我爸爸用了一台。”夏璇得知，父亲在红十字会医院住了近两个月，要被转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在和父亲失去联系后，只能和主管医生联系。每次医院的通知短信，总在凌晨三四点发来，她知道，那时医护人员刚刚忙完。
在武汉支援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系主任罗凤鸣,时任武汉红十字会医院三个ICU病房的组长，他想在仪器拖住的时间里寻找转机，让夏建国活。
“肺不行，别的器官还行，那换个肺，行不行？”4月上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林慧庆医生见到了夏建国，她想通过仪器数值、病案资料和医护人员的讲述，初步判断患者有没有条件“换肺”。
“要不要做肺移植？和家人一起商量一下吧！”
4月18日，夏璇接到人民医院医生的电话，做肺移植还有1%的希望，不做就真的没救了。
此前，中国已经完成4例新冠患者肺移植手术，有患者术后成功脱离ECMO。
“和家人商量后，我们决定做。虽然爸爸从前告诉我，一旦生病，不要上呼吸机，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呼吸机和ECMO，还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了。我在心里默念无数次对不起，然后替爸爸作了决定。”
夏璇说：我想让爸爸回来。
“肺移植后，爸爸的ECMO就撤掉了。”几个月中，夏建国的各种感染一直在反复，在和主管医生为数不多的交流里，夏璇知道，在爸爸做肺移植的那天，全国肺移植大专家陈静瑜专门到了武汉，和武汉人民医院林慧庆医生等肺移植国家专家组团队以及胸外科、心外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历经6个多小时，才顺利完成了爸爸的双肺移植手术，在此之前，叫她去医院签字时做的术前沟通，那一屋子的人，也都是全国知名的“大专家”。
（疫情期间进驻武汉的八位重症专家。来源：人民日报）
沉睡中的夏建国后来才知道，“重症八仙”中，康焰、童朝晖、姜利、邱海波都曾站在他的病床前。为了救活他，几个月的时间，国家为他支付了三百多万的医疗费。
4月29日，夏建国被转到人民医院主院继续接受治疗。由于长期卧床，夏建国经历了褥疮手术、肌肉康复等治疗，肺移植后的初期，夏建国从只能转动一侧眼球恢复到可以手捏橡胶球。
两个月后，在医护人员帮助下，夏建国终于可以走一段路了。夏璇也会给他发儿子的视频。等到核酸转阴、病情不断好转后，当看到久别重逢的妻子出现在医院，夏建国哭了出来。
（夏建国出院时，和医护人员痛哭相拥告别。来源：医院供图）
7月21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门前挤满了人，他们手里都捧着鲜花。
这些鲜花的意义，是对重生的祝贺：因新冠肺炎导致肺部不可逆纤维化、接受湖北首例肺移植手术92天后，65岁的夏建国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生出院，他也是当时全球首位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
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关，夏建国过了。
夏璇告诉记者，爸爸看到她的那一刻，手紧紧抓着她的衣服。虽然已经出院，但爸爸仍不能回家。
接下来,他要继续在武汉明州康复医院进行3~6个月的抗感染和康复治疗。
“有一天，爸爸告诉我，那个给他做康复的马医生，在家里给他煮了一碗鸡蛋羹，喂他吃了。那是病榻前，我都没有做到的事儿。”说完，夏璇哭了起来。
夏璇说，在重新听到爸爸能说话的那一刻，她就知道，爸爸回来了。但是，就在人民医院转诊到康复医院后不久，夏建国因为移植并发症问题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但夏建国还是走了。
“很多人说人去世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我不想爸爸变成星星，我想他回家。”
拿到父亲的遗物时，夏璇看到爸爸生前的手机里，存满了自己发过的短信，在无数个看得见短信的日子里，夏建国一定比夏璇更想熬过这一关。
“爸爸，这一关很难，很痛苦，但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爸爸？”
在那个阖家团圆的春节出门后，夏建国再也没能回家。
父亲出院后，儿子买了9万块新衣裳
但“你妈看不见我穿皮夹克了”
孙立春（化名）是一位87岁的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在雷神山医院治疗康复回家。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对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听说父亲在雷神山的病床上因为在视频里没看见我，哭得像个孩子，才恍然明白，父亲其实是害怕的，他可能不怕死，但他怕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在孙立春痊愈出院后，儿子给他买了近9万块钱的新衣裳，其中就有他年轻时最喜欢但又舍不得买的皮夹克。
老人穿上新夹克，爱不释手。
一边照镜子一边嘟囔着，“别让你妈看见，又该唠叨……”
虽然新冠肺炎已经痊愈，但记忆力下降严重的孙立春忘了，他的老伴儿已经不在了。
这些变化，要从一年前说起。
中南二路的中南龙庭，是87岁的孙立春和老伴儿的家。
每每和老邻居说起他的四个儿子，老两口都满是骄傲。尽管四个儿子从小到大的履历街坊都已经倒背如流，但大家都知道，儿子，孙子，这是老人生活的奔头。
孙立春和大儿子家住楼上楼下，平时能有个照应。闲来无事，他喜欢到长江大桥下，和一群老伙计听戏，下棋。他常神秘地和孙子说：那是老武汉的“小天地”，你还不懂呢！
这一切美好，在悄无声息中被打破了。有一天，孙立春和老伴儿出现了呼吸急促。
在城市另一头的夏建国已经准备好拎着保鲜袋去隔离的那晚，孙立春在武汉市第七医院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那时候的武汉人，命运看起来总是无比相似。
和夏建国一样，经过几天治疗，孙立春也丝毫不见好转。
2月11日，他被送到雷神山医院继续治疗。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李艳霞副主任，是雷神山医院辽宁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同时也是孙立春所在的A13病区的主任，她对老爷子印象很深。
孙立春是李艳霞负责病区年龄最大的老人。因为病重根本迈不开腿，孙立春是被两名护士抬进病房的。
“当时父亲双肺受累面积超过50%，血氧饱和度不到90，有轻度呼吸衰竭，再加上其本身还有高血压和肺气肿，属于重症患者。”2020年12月23日，二儿子孙浩提起父亲被确诊时的状况，依然数次哽咽：当时觉得父亲“熬不过去了”。
对于活着，孙浩的发言权其实并不比父亲少。
2017年，孙浩被确诊前列腺癌，化疗6次，各种靶向药治疗，当时医生说，按照正常情况，可能最多还有2年生存期。
自觉看淡生死的孙浩，在父母和大哥一家都住进医院后才明白，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家，有可能就是全家人围在一张桌子前，吃顿饭那么简单。但是在疫情下的武汉，这是很多家庭无法企及的奢侈。
从2月11日住院到2月末出院，孙立春和老伴儿成了“分居老人”。
在孙立春的恢复期，医疗队的中医还为他打造一人一方的中药汤剂，效果很理想。摆脱了嗜睡状态，身体不断好转，却有一天突然不吃饭了。
医护人员发现，孙立春常常沉默寡言，这些焦虑抑郁情绪，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对孩子们的惦记和想念。
“那段日子，家人都挤在一个手机屏幕面前，24小时等着铃声响起。可以和父亲视频，哪怕就是看看他，不说话。”为了减缓老人的抑郁，每次医护人员交班进到病房，都会用手机给孙浩发视频。
虽然和父亲的对话基本上每天都一样，但只要见到了，就觉得踏实了。
孙浩说，几十年来，从来没有那么认真的看过父亲的脸，但那半个多月中的每一天视频通话，让他恨不得记下父亲脸上的所有皱纹，虽然父亲的病号服样子没变，脸也没变，但他总在视频时下意识截下很多图，他说，那是和父亲的合影，等不到接视频的时间，他就会翻出相册，一遍遍地看，放大，又缩小，满脑子都是父亲年轻时到哪儿都领着他的样子。
（孙立春在医院病房。）
“有一次视频父亲没看到我，哭的像个孩子，那时我才意识到，他这个得了癌症的儿子，竟也是他的支柱。”孙浩说，那次他才恍然明白，父亲的爱，从年轻时候的保护到年老时逢人便夸的骄傲，现在变成了病榻前怕丢人的恐惧。
已经19天了。
这是孙浩一直数着秒度过的日子。在医护人员照料下，2月末父母相继康复。因为病情不同，母亲继续留在雷神山医院隔离观察，父亲被接到了社区的宾馆隔离。
知道父母核酸多次转阴后，他和两个弟弟一起，通过多层审批，穿上严格的防护服看望隔离中的父母。
“两个弟弟哭得像回到了孩提时的样子，看到母亲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
也是那一刻，兄弟几个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比想象中更怕失去爸妈。
4月初，老两口完全康复后，被全家人接回了家，那时大哥一家三口也都康复出院。
孙浩觉得，这是一家人的新生。
但虽然新冠康复，孙浩还是不放心：这个病毒太狡猾了；除了满足医院的随访要求，孙浩从4月到现在，一直坚持每半个月带父亲做一次核酸。家里的核酸报告，摞了一沓。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把爸妈的老房子全部装修了一遍，所有家具家电都换成了新的。”但没想到的是，就在老房子装修好不久，2020年10月，陪伴了孙立春六十多年的老伴儿突然因为心脏病去世。
“母亲有十多年的心脏病史，虽然新冠康复了，但是身体大不如前。”母亲去世后，父亲孑然一身，每天闷不作声，一直阴郁着脸。
兄弟四个商量后，为父亲请来了护工，全程照顾起居。
孙浩每隔两天就去看父亲，父亲看起来还是像从前一样，常常说，活了近90年，早就看淡了生死，脸上也看不出有大悲痛。
考虑到自己癌症病情的不确定性，孙浩带着父亲一次买了近9万块钱的衣服，足足几十件，一年四季，从里到外。还一次性交足了几年的取暖费和水费电费。
“我怕我哪天走在了前面，会放心不下。”想到这些，一直笑着的孙浩眼泪瞬间掉下来：父亲年轻时最喜欢皮夹克，他这次专门买了一件。
那天傍晚，父亲从衣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叠好的皮夹克，穿好站在了镜子前，反复地转圈照着，一边咧着嘴笑一边说，别让你妈看见，要不然又该唠叨。
说完这些，87岁的孙立春安静了几秒，然后蹲在地上突然大哭：“要是你妈能看见，就好了。”
爷爷在ICU去世那天，
孙女在方舱噩梦哭醒
“我依然能考试第一名，但再也没有人能听出我上楼的脚步声了！”
2月的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道，晒湖小区北门对面的十字路口，有两家宾馆的门前一直人头攒动，和这个出奇寂静的城市看起来格格不入：那儿，住着上千个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记者和志愿者团队。
12月的这个十字路口，已经恢复了车水马龙。
10个月过去，没有人会把这个坐落在市中心的小区和“疫情重灾区”几个字联系在一起。
向洋（化名）一家就住在晒湖附近。
全家确诊但还没住院的那几天，连花清瘟胶囊和奥司他韦等药都开始限购，198块钱只能买六片奥司他韦，每个家庭一次只能买两盒连花清瘟，为了把仅有的药发挥最大的性价比，全家人商量着，这些药得留给已经不能下床、不能进食的公公，双肺感染严重的向洋和女儿丹丹吃。
虽然生活看起来恢复如初了，但想到那段日子的艰难，向洋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晒湖，是11岁小女孩丹丹居住了11年的家，她是当初武昌方舱医院收治的一千多名新冠感染者里唯一一个未成年患者。
(2020年2月20日，在武汉武昌方舱住院的丹丹在病床上对着镜头比耶。张武军/摄)
而这个家庭，曾经一家5口人全部感染。
“我家在五楼，只要我一上楼梯，爷爷就能听出是我的脚步声，然后放下手里的事儿，马上去做饭。”说起疫情后最大的改变，丹丹一点没思考犹豫，马上说了两个字：爷爷。
但是，爷爷不在了。
丹丹还是和从前一样，是学校里的升旗手，是成绩排年级前3名的好学生，也是民族舞特长班里最努力的那一个，但她觉得生活缺失了一块：她很想念爷爷。
“腊月二十七那天，爹爹突然说吃不下饭。”丹丹的妈妈向洋回忆，没有其他感冒症状，当时一点没觉得公公有可能是“那种病”。
说到“那种病”三个字时，向洋很用力地皱了皱眉头，这是很多康复家庭在提及新冠肺炎时的共有表情和情绪：不想再回忆了，但那些回忆从未消退半分。
又过了一周，83岁的公公就已经完全吃不下饭，丈夫也开始高烧，全家人立刻警觉了。
身高187、体重180多斤的公公被56岁的儿子背着下楼送到了医院，直到2月6号，这个武昌铁路局退休、从前身体硬朗到看起来才70岁的老人，被确诊双肺重度感染，核酸阳性。
由于要回家等社区电话通知床位，家人又把老人抬回了家。
“拿到结果后我整个人都懵了，这一周以来都是我在照顾爹爹，连老人咽不下去的食物和呕吐物都是吐到我的身上。”向洋在回忆起家里第一个确诊患者出现时，眼神里依然满是慌张和恐惧，然后用很重的语气说：“现在就后悔没早点把孩子隔离起来。”
为了减少感染，向洋和丈夫商量，在三居室的家里给公公单独一间隔离，丹丹也单独一间隔离。
“自从那天，我再也没见到过爷爷。”丹丹回忆，一直到13号，爷爷被送走去住院，被120救护人员抬着要出门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抬头的爷爷在出门那一刻紧紧抓着门框：他想再看一眼孙女。
重症患者的传染力，全家人都不敢想象，哪怕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向洋都不能冒险让丹丹去见爷爷。
“我听到外面的人都在劝爷爷放心去医院，我也在房间里哭着砸门，舍不得爷爷。”丹丹说，后来妈妈告诉她，那天，爷爷一直呜呜呜地说不出话指着她的房间。那也是仅有的一次可能见到爷爷的最后一面。
接下来的几天，全家人陆续被确诊。和妈妈一起在方舱医院治疗时，一天夜里的凌晨三点，丹丹一家接到了武汉市光谷人民医院的电话：“老人去世了。”
向洋回忆起，前一天夜里，丹丹半夜突然哭了起来，说梦见爷爷了，第二天爷爷就真的走了，或许是爷孙俩冥冥中的心灵感应。
在向洋结婚的12年里，因为有公公，作为儿媳的她从没做过饭，因为工作忙，平时连衣服都是公公洗完叠好，而在接到去世通知的那一刻，向洋知道，这个一直把自己当亲女儿看待的老人，就这么和全家人分开了。
“每次放学回家都还觉得爷爷在做饭，他每天都会说一句 ‘我一听上楼声，就知道是我孙女回来了’！然后边炒菜边笑。”丹丹说，一切都回来了，但爷爷不在了。
“爹爹被接到光谷区人民医院后，婆婆也作为患者和家属被安排到了同一间病房，那天是2月13号。”
2月6号公公被第一个确诊到住院的七天里，全家人的状态都只有一个字：等。
疫情初期，因为没有床位，确诊患者只能拿着核酸检验报告去社区报备，社区再向全部定点医院报备，只要一有床位，社区会直接到家里去接人。
“总有邻居凌晨两三点被接走，所以自2月6号起，我们就为公公婆婆准备好了所有必需品，那七天，除了孩子，家里的四个成年人都是一整夜地坐着守着手机，生怕错过电话。”回忆起等床位的日子，向洋摘下眼镜擦着眼泪说，那不是床位，是生的希望。
在公公婆婆住进定点医院后，向洋也接到了方舱医院住院的通知。
“正常来说，丹丹是要被送到儿童医院的，但是儿童医院床位也紧张，我就求着社区，向方舱医院求情，我要和女儿在一起。”知道丹丹的情况后，分管方舱医院向洋床位片区的医生王俊立刻安排了相邻的床位给这对母女。
（2020年2月20日，感染新冠肺炎的妈妈和丹丹是邻床的“病友”。张武军/摄)
2020年12月23号，再次提起这对母女时，王俊回忆说：“当时知道有一个11岁的孩子住了进来，我们整个临时办公区都跟着揪心：这家人全部感染了，老人也已经去世了。”
作为武昌方舱医院患者临时党支部书记，张兵也一直记得这对母女：“当时整个方舱就这么一个小孩，大家都盼着孩子能尽快好起来。”
成年患者和儿童患者的给药剂量和治疗方式都不一样，为了不让过量的药物对孩子成长造成影响，有更科学的医治，武昌方舱当时特意从儿童医院调来了文川医生，反复对比孩子的CT结果后，专门给丹丹制定了和其他患者不一样的治疗方案。
为了增强免疫力，文川告诉丹丹和妈妈，必须把牛奶当水喝。但是当时物资匮乏，每天每个患者大多数都是分到1~2盒牛奶，作为整个方舱唯一一个未成年患者，丹丹床头的牛奶，经常比书还要高。
“一些医护会把自己的牛奶省下来，交班进舱的时候带给丹丹，还有一些同在方舱里治疗的患者，会主动把自己每天分到的一盒牛奶让出来。”向洋说，不到10天，丹丹就核酸转阴，那是从小到大，丹丹第一次把牛奶当水喝，每天喝五六盒牛奶。
那些日子，大家都在方舱里穿着睡衣，有两个老人会习惯性地捧着自己的那盒牛奶，看着丹丹喝完。
“我们是方舱医院里的第二批患者，住进去时，床上用品，洗漱用品，包括睡觉用的眼罩耳塞都是准备好的。”那段不到20天的时间，是向洋和丹丹最煎熬但也最感恩的日子。
因为症状轻，丹丹在住院后第8天就康复了。但回家也没有人照顾，当时床位也没有最初那么紧张，方舱医院同意将丹丹继续留在医院，等妈妈痊愈一起回家隔离。
“后来加上去核酸转阴后在大学宿舍的隔离，我们全家被国家养了近50天。”向洋说，不管是隔离还是住院，全家人一分钱都没付过。
今年4月，丹丹母女终于在社区隔离点隔离结束，回到了很久没回过的家。
“出院后，除了孩子，婆婆和我还有丈夫，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从前了。”向洋说，现在自己和丈夫只要走路过快、干一些需要力气的活儿，都会觉得呼吸速度跟不上，喘不上气只能马上坐下歇着。一直有慢性病的婆婆，虽然新冠康复，但是身体问题越来越多，每次去医院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全身哪儿都不舒服。
2020年9月到10月，全国中小学生开始陆续返校，丹丹还被邀请到了央视《开学第一课》录制现场，提起第一次上电视的经历，丹丹没有想象中激动：“我怕同学看见我，不想大家都知道我生过病。”
提到方舱和隔离，如今已经开学近半年的丹丹没有丝毫痛苦，而是笑着说，那时候早饭都有牛奶鸡蛋，每天中午都是四菜一汤，那些大虾都是平时妈妈都舍不得买的。“还有特别大的蛇果，平时圣诞季家里才会买。”
（2020年10月，丹丹已经升学到六年级，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张武军/摄）
如今，丹丹举着一份密密麻麻的课程表说，平时上课，周末和法定假日也有课程，有民族舞，英语，她还在竞选6年级新一年的大队干部，还是学校里的升旗手，上次月考又是年级第二名……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丹丹会在刚进楼道时，回忆起“家里的爷爷早就认出了自己的声音，放下报纸走进厨房”的片段；也许在某一天，某张语文试卷里会被问到“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她会说：自己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
“从前爷爷总爱和我讲他年轻时候做过的超级酷的事儿，很多事儿他都讲了几十次了，但每次，我都有认真在听。”这是丹丹最怀念的一件事。
被疫情带走的亲人，留给他们什么？
4月13号，夏璇曾在一条讲述“人去世后变成星星守护爱的人”的视频里，写过这样一条评论：“我爸爸仍在重症，我想要爸爸回家，我想他看到武汉的春天，不想他变成星星，爸爸平安归来。”
这条评论有5897条赞，1000多条评论，但再多的祈祷和祝福，都没能让夏建国回家看看。
“化疗太痛苦了，后来吃各种靶向药，血压高得去过好几次急诊。父母感染新冠后，我突然怕死了。”孙浩在父亲出院后，一口口地喂父亲吃西瓜，“妈走了，爸还在，希望他记得我，久一点。”
“方舱里的日子，其实每天夜里都悄悄流眼泪。不知道想到什么，就是控制不住。”向洋在时隔10个月后再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还是会忍不住眼泪，还好，她最怕失去的，留住了。
这些悲恸，其实是整个武汉的缩影，是2020年这个被“冠名”为疫情的时代，给平凡又坚强的家庭留下的疤。
希望一直在。
就像丹丹在方舱的病床前的小桌子里，有书包和课本，如今家里依然书声琅琅；
就像孙立春的记忆虽然在慢慢消退，但穿着新衣服去大桥下看棋的时候，还是满眼骄傲地说，看，皮夹克是儿子买的！那笑声，是沿着长江水会被续写和铭记的孝道；
也像夏璇终究没能留住爸爸，但儿子却在一天天长大，也许会在某一个午后，突然温柔地躺在妈妈怀里说，外公不在了，换我和爸爸继续爱你。
在这些大悲痛和大苦难过后，我们都学会了珍惜，每一个人，每一个明天。
“在我心中，爸爸是超级英雄。”自从夏建国确诊感染到离开，夏璇的朋友圈背景就一直是这句话。
爸爸变成了星星，他一直在守护你，一秒都不曾离开。
注：
1.夏璇在父亲出院第二天接受采访，父亲去世后不再接受对外发声，后续信息是医院医务人员透露；
2.孙立春如今状态较好，12月22日，作者最后一次联系儿子孙浩授权发布救助历程和目前状态；
3.方舱女孩丹丹和妈妈在今年10月6号接受作者采访，授权发布；
4.每一个因疫情受伤的家庭都在用时间抚平伤口，不希望外界的过分关注和打扰。因对病情后续带来影响的顾虑，文内名字均为匿名，图片均眼部模糊处理。